# 音乐家
陈春成
伯牙乃舍琴而叹曰：“……志想象犹吾心也，吾于何逃声哉？”
——《列子·汤问》
# 一、雨夜萨克斯
1957 年秋夜的细雨（若有若无但确实存在过的细雨）飘洒在我想象中的列宁格勒上空，雨丝随风横斜，潇潇而下，将那些灰色楼群的外墙洇成深灰，模糊了许多透着暖黄色灯光的窗口，接着洒向街道，在一柄虚构的伞上化作绵绵不绝的淅沥声。
持伞的男人竖起了大衣领子，头戴黑色软呢帽，站在沿街的椴树下，隔着上方稀疏的黄叶，紧盯着街对面的十九号公寓楼。这是西郊一条僻静的老街，夜里行人寥落。街面用石砖错落砌成，湿润后显得黑而滑腻，像某种巨大生物的鳞甲。一台嘎斯牌汽车歪斜地停在街角暗处，湿漉漉的车顶上已黏了不少黄叶。几点橘红色火星在挡风玻璃后诡秘地浮动着。
十九号公寓是一栋五层的混凝土建筑，临街的窗口这时半数还亮着，概无例外地拉着窗帘，每一团暧昧的灯光都像在密谋着什么。一小时前，三楼一对夫妻压低声音争吵了几句。哪里传来煎锅的滋滋声。
小孩的哭闹。门与门框的碰撞。一声拉长了腔的狗吠，凄厉得像在荒原里叫……十点过后，这些声音全被夜色吸纳了，只剩伞布上的淅沥声不绝于耳，这给树下的男人造成了一点干扰：他正在寂静中搜寻另一种声音。
十一点一刻，雨大了些；期待中的乐声终于出现了。
它从五楼东侧鬼鬼祟祟地飘出，细长的一缕，曲调诡异又轻浮，像在撩拨窗外的雨丝。男人凝神听了一阵，确定声源在五楼最东边的窗口，便走到街灯下，倏地合上了伞。这是行动信号。街角那台汽车的前后车门同时打开，跳下来三个穿着相似的男人，疾步过来，和持伞的男人一道，冲进了公寓的正门。
几天前，区民警局接到匿名举报，称这栋楼里近期有人在深夜吹奏违禁乐器，听声音似乎是萨克斯。
这种散播资产阶级颓废情调的乐器在列宁格勒久已绝迹，因此引起了警局的重视。
早在 1947 年，苏联各大城市的萨克斯就已被强制收缴、集中销毁，爵士乐手们纷纷改行，要么进了古拉格——斯大林不喜欢爵士乐。
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对音乐的态度时宽时严，但对爵士乐的厌恶始终如一。
拥有一支能源源不绝传播精神污染的萨克斯管，这和偷听违禁唱片的性质完全不同：后者由人民志愿纠察队批评教育一番，记录进档案就行；前者则恶劣得多，或许得在西伯利亚的寒风里敲上几年石头。
这队便衣已经盯了三个晚上。吹奏者反侦察意识很强，头一天只在黄昏时断断续续吹了几下，没法辨明位置，但已确定那是萨克斯声；第二天毫无动静；今晚他终于放松了警惕，也许因为有雨声的掩护。
深夜的敲门声让整栋楼的寂静绑得更紧了一些。
每个惊醒过来的人都屏住呼吸，疑心刚刚被敲的是自己的房门。
五楼的乐声早在他们的脚步响在楼梯间时就已猝然停止，但没有关系，乐器不会凭空消失。拳头一下一下地砸着门，不急促，但持续不断，威严而坚决。正当他们准备破门而入时，那门哆哆嗦嗦地开了。
租住在这间房里的是大学生伊万·伊里奇·瓦尔金，二十二岁，一个警员将他的信息记在手册上，其余几人已经着手搜查。都是行家里手，十分钟内，所有柜门、抽屉全被打开，床垫被掀翻，沙发被割破，书籍、衣物和沙发里掏出来的海绵扔了一地。
意外的是，没有发现萨克斯的踪影。大学生看样子并不知道被搜查的原因，捡起一本书举到他们面前，怯怯地说这些都是审定的读物，你们不该这样乱扔高尔基文集。一个警员看向另一个，用责问的眼神确认他是否辨错了位置。后者露出无辜的神情。
一旁的民警队长不禁暗暗怀念起斯大林在世的年月，那时并不需要一把真实存在的萨克斯，只要有一点萨克斯存在的可能性，就足以将这个年轻人扔进监狱。
这几年来，这道手续变得略为复杂了。他走到窗边点了一支烟，下意识往街上望了一眼。不可能，从这个高度把萨克斯扔到石砌的街道上，动静不比开枪小。他决定还是先将大学生带回去审问。
这样的新雏很容易在几宿不睡后吐露实情。他没注意到身后的瓦尔金已经脸色灰白。如果此刻队长低头审视，就会发现他面前两掌宽的水泥窗台下方，用钢钉牢牢固定着两条细铁索，铁索贴墙吊着一只木箱。木箱表面刷了一层水泥砂浆，颜色和墙面相近，即使在白天，从街道或从对面楼望过来，都很难觉察到箱子的存在，最多发觉窗台下的墙体凸起了一块。箱子里垫着毯子，裹着瓦尔金几周前辗转托人从黑市买回的萨克斯。那是刚才他在擂鼓般的敲门声中匆匆拆卸后藏进去的。
队长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，转身要发话时，乐声再次响起了。众人听得真切，声音就来自隔壁。曲调似乎不同，但音色分明就是萨克斯。几个警员用刀剜般的眼神瞥了一下刚才在楼下盯梢的男人，鱼贯而出，留下凌乱的屋子和惊魂未定的大学生。隔壁房门只擂了几下便开了，开门的是个白发蓬乱的老人。警员们还来不及问话，全都愣住了。老人手里拿着一支漆黑的单簧管，正惊慌地看着他们。
“萨克斯管？我怎么会有那种东西？” 老人举着手里的乐器，激动地辩解道，“那是被西方文化毒害的年轻人才会迷恋的玩意。各位长官，看在我年纪的份上，不要开这种玩笑吧。”
老人的房间几乎没有搜查的必要。除了一张摆满钟表零件和维修工具的桌子，几件必要的家具外，别无他物。房间朴素得过分。小得像舷窗的窗户拉着厚厚的帘子。床下一只皮箱已经拉出来，是放单簧管用的；使队长稍觉疑心的是箱子上积着灰尘。但确实没有萨克斯的容身之处。一名警员狐疑地说：“可你刚才吹奏的声音确实很像……”
“这误会是可以解释的，我想长官们一定知道，萨克斯的起源正是单簧管，它是无耻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单簧管进行的邪恶的改造，两者间的区别就像修士和舞女一样大……”
队长最后想挽回一点面子，便问他刚才演奏的曲目是否合规。老人转身从抽屉里摸索出一本证件，递给他，说，如果你们对乐曲的合法性有所质疑的话，请看看这个。
我三年前退休时，已经在列宁格勒市乐曲审查办公室服务了二十多年了。队长看了看那本退休证上的名字：谢尔盖·谢尔盖耶维奇·古廖夫，照片和本人相符。他没再说什么，将证件还给他，一伙人便退了出去。
古廖夫锁好房门，听着脚步声渐渐消失，定定神，正要回到桌边重新工作，再度响起的敲门声吓了他一跳，虽然只是轻轻的两下。“谢尔盖·谢尔盖耶维奇，您还没睡吧……”门外是隔壁大学生那压低了的嗓音。
古廖夫将门开了一条缝：“什么事？” “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才好，谢谢，是您救了我……以前从没听过您吹单簧管，刚才那是什么曲子？我是说，太美了，真的……”古廖夫板着脸，低声而快速地说道：“明天就去把你那该死的乐器处理掉，否则我就去举报你。别连累到旁人身上。那声音搅得我腻烦透了！” 说完便合上了门。
大学生走后，古廖夫试图继续工作，却发现难以做到。刚才吹的是什么曲子？这问题也在他心中盘绕起来，使他屡屡分神。那曲调似曾相识，仿佛平日就潜藏在唇边，一触即发，但绝非他曾学过或听过的。会不会是他审过的曲子呢？他闭上眼，让那道旋律在虚空中流淌。过了一会，他触摸到一些颤动着清光的微粒。那质感极其熟悉。但作曲者的身份在他记忆的迷宫里不停地逃逸。他在黑暗中追逐着，却一无所获。
# 二、钟表和鸟鸣
谢尔盖·谢尔盖耶维奇·古廖夫因为健康问题，在五十三岁时申请了提前退休。
上级肯定了他多年来的杰出工作，向他颁发了奖状，但给的退休金是微薄的，不足以维持他在列宁格勒的生计；
故乡狄康卡已成了集体农庄，回去也无处安身。
他决心不再碰任何和音乐沾边的活计，就在城郊租了间小公寓，经过几个月的自学，竟转行做起了钟表维修。
到 1957 年，他已经是列宁格勒顶尖的钟表匠了。他同时为几家店铺工作，但只在家里做活。钟表店隔几天就把一批最难修的活计送上门来，隔几天再取走。主顾每次都很满意。倒不是他在机械方面有什么过人的天赋，而是他比任何人都更能享受这种需要心无旁骛、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工作。
脑中空无一物的状态，正是他多年来渴求而不得的。他像曾经对待音符那样细致、审慎地对待那些齿轮；前者折磨、引诱了他一辈子，后者则带给他安宁。
细小的齿轮像星体一样完美地运转着，将时间研磨成均等的颗粒。晶体般洁净的滴答声凭空堆积着，闪烁着无与伦比的秩序美。
他喜欢这种透明、安全的声音，喜欢看着自己修好的各式各样的钟表摆满一桌面，然后在满屋子繁密的滴答声中进入无梦的睡眠。
他的单簧管已经多年不动了，作为一件少年时代的纪念品，躺在他床下的皮箱里，日夜喑哑着。几天前的雨夜，他听着隔壁的骚动，出于同情和急智，犹豫再三，终于取出单簧管来，随口吹了一段。
他故意将音色吹得亮丽、丰满，弄出近似萨克斯的效果，替那年轻人解了围。然后就不安地等待着，等着房门被粗鲁地敲响，等着质问和辩解，等着纷至沓来的幻象；
同时在乐声中又感到一点奇异的快慰，像多年戒酒的人再次陷落于酣然。
这些天来，他思绪很乱，工作效率一反常态的低。那一段随口吹出的旋律，像一小汪春水，在他心底摇漾着；捧不住，也截不断。一些旧事像杯底的沉渣，因那旋律的翻搅而浮动起来。他像是无意中念出了禁忌的咒语，结果召来了往日的幽灵。
这天黄昏，一只鸟飞落在古廖夫的窗前。
它抖抖翅膀，摆了摆脖颈，鸣叫起来。老人从一堆钟表零件中抬起头来，摘下寸镜，向窗口张望时，那鸟已扑剌剌飞去了。古廖夫认得这种啁啾声。清亮，恣肆，欢畅得似乎过了分。他合上眼，以那声音为线条，在心里一点点勾画出鸟的样子：尖细的喙，漆黑的眼睛，腹部有雪点似的白斑，黑色毛羽上闪着铜绿和紫霞般的光泽……
“莫扎特的宠物，” 一个极熟悉的嗓音在耳畔向他说道，“紫翅椋鸟。这种鸟终其一生……”
那是四五十年前了，在狄康卡，是他的音乐教师尤京娜老夫人的嗓音。
他十岁出头时，每天和另一个孩子一起到她家中学习单簧管。
在那所老宅后边，幽暗的云杉林中栖息着数不尽的椋鸟，日落前后叫声如密雨一般，有时几乎影响到他们练习。这种鸟性子活泼，爱炫耀，喜欢模仿其他禽类的唱腔，有时听多了他们的演奏，也能学着啼啭出某一段旋律来。
尤京娜夫人是个孤僻而迷信的老太太，喜欢孩子，会好几种乐器，独自和一个老女仆在祖宅里居住。她对乡间的神怪传说和音乐家的典故同样精通，常在休息时向他们说上一段。说木精灵、水妖、雪姑娘、沼泽下的宝藏、树洞里的魔鬼；也说巴赫掷出的假发、莫扎特的桌球、勃拉姆斯的林中漫步……有一天傍晚鸟声如沸，盖住了她的讲课声，她只好停下，无奈地微笑。
“莫扎特的宠物，” 她说，“紫翅椋鸟。这种鸟终其一生没旁的事，就是学唱到处听来的曲调，更多的是逞喉乱叫，它们是在找自己的灰烬之歌呢。”
她说莫扎特曾在店中听到一只椋鸟唱出了他的协奏曲中的一段，惊喜非常，将它买回去精心饲养。
几年后这鸟去世，莫扎特还给它举行了小小的葬礼。
她说她儿时听一个教堂管风琴师讲过椋鸟的传说。
说是上帝每造出一只椋鸟，就造出一段旋律，和它灵魂的形状完全一致，藏在世间某处，让这鸟去寻找。也许在泉流中，也许在树梢的摇荡中，也许正盘旋在某个人的脑子里。
椋鸟终日乱叫，探索着新的调子，也学它听来的任何声音，就是为找它的旋律。一旦被它偶然唱出，椋鸟的形体就会立时化作灰烬，而它的灵魂就钻进那旋律里，再也不出来了……那么，这只椋鸟就死了吗？古廖夫问。
不是死，是进入了音乐的世界了，那是比尘世更接近上帝的地方……尤京娜夫人说她的母亲就目击过椋鸟成灰的过程。
她母亲曾是莫斯科有名的大提琴家（这是她唯一一次提及亲人），十六岁时一天练习结束后，发现谱架上落了一只椋鸟。那鸟旁若无人，昂首鸣叫，竟然唱出了她练习了一下午的赋格曲中的一小节。
它起初唱得不太准，反复几遍，终于对了。
忽然那椋鸟张大双翅，又合拢，黑色的身子扭曲成一团，顷刻间溃散成无数灰烬。
灰烬在空中飘扬，她母亲看得真切，每一粒都是音符的形状。
音符又破碎成更多更小的音符，随即飘散殆尽。
她母亲发誓那是真的，但尤京娜夫人的祖父母都以为她是练习过度而产生了一段了幻觉……这故事当时给古廖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此后他再也没听人说起过类似的传说。
事实上，自从他十八岁离开故乡来到列宁格勒（当时还叫彼得格勒）以后，就几乎再没见过椋鸟了。
桌角的小座位钟忽然敲了七下，叮，叮，叮……一圈圈银亮的、冰凉的涟漪在古廖夫眼前扩散开来，驱走了幻想。窗外天已黑透。古廖夫开了灯。他听见灯光在电线中涓涓流过，然后从灯盏中溢出，照亮那些细小的零件和他的白发。他再次尝试着把心思聚拢在一只怀表的擒纵器上，却总也做不到。古廖夫叹了口气，正要关灯就寝，门却被笃笃地敲响了。
# 三、档案和蚁穴
档案室的桌上放着四份材料。这是警员库兹明花了两小时，从故纸堆中挑拣出来的。他意识到其间存在着某种关联，正在理清头绪。他拿起咖啡杯，啜饮了一口，从头看起。
第一份是 1957 年 10 月 27 日夜间的一次出警记录。那次行动库兹明也参加了。他被指派在街边监听，确定乐声从哪个窗口传来，但他似乎出了差错。出警记录里简单地写着他们搜查了大学生瓦尔金的公寓，未发现举报信中所说的萨克斯管，于是收队；自然没提及那场令人尴尬的单簧管的误会。但是出于严谨的习惯，库兹明在他的记事本里记下了老人的名字。他在居民个人档案中找出了大学生的档案，顺手也找出了那老人的，都放在一旁，稍后一并细看。
第二份材料是一个 “鲨鱼” 的口供。所谓鲨鱼，是指在街头贩卖违禁品的流动小贩。口供的附件是一只证物袋，里边有一张 X 光片，印着一颗不知属于何人的颅骨。X 光片的边角已被裁去，剪成了一个不甚规整的圆形，正中央开了小孔。
库兹明将它举到灯下端详，迎着光看见 X 光片的表面上浅浅地刻着许多圈细密的圆环，以那小孔为圆心，如同树木的年轮。他知道这是一种简易的唱片，音质差，也容易损坏，但因价格低廉，近两年在列宁格勒的地下音乐圈很受欢迎。
黑胶的成本太贵，胆大妄为的青年们就从医院里低价收购废弃的 X 光片，用来刻录官方禁止的西方爵士乐和摇滚乐，偷偷在街头兜售。X 光片的材质薄软，富有韧性，可以卷着揣在袖筒里，便于携带和交易。因为印着各部位的骨骼，被称为 “骨碟”。
列宁格勒至少有两三个团伙在大量生产骨碟，十分猖獗。
这张骨碟正是从这小贩身上搜出来的。他处于渠道的最末一节，进货出货的量又少，没什么讯问的价值。口供里写道，他只知道到不固定的场所，向不认识的人（戴了墨镜和口罩）付款，再到指定的地点（储物柜或公园的石凳下）取货，对上游的情形所知甚少。他被判了两年劳改。
库兹明搬来一台唱机，将骨碟安上唱盘，那小孔正好套进转轴，然后放下唱针。那只颅骨便旋转起来，音乐随即飘出，像从颅骨里搜刮出的记忆。杂音很大，淅淅沥沥，一个女人唱起来，像是站在细雨中雍容地唱着。连唱了五六首。
库兹明听不懂英文歌词，不知是什么曲子，觉得并不难听。几曲过后，静了一会，他以为放完了，这时传来人声，用俄语低声说了几句，重又寂静。片刻后，响起了萨克斯的声音。像是现场录音。那乐声摇摇袅袅，先是奏出一段颇为动人的旋律，随后开始光怪陆离的即兴，架子鼓在一旁杂乱地和着，末了，响起一阵零落的掌声和口哨。
这是一群人，库兹明想，是一次地下演奏会。他们不但翻录西方的爵士唱片，还在最后加进自己的演奏。据他了解，这种骨碟卖得尤其好。这也是区别于其他骨碟团伙的重要特征。
前几天那次落空的搜捕行动前，库兹明原想着如果能逮住吹奏萨克斯的人，也许能逼问出黑市里售卖萨克斯的线索，再沿着这条线索，没准能找到那个刻录骨碟、同时演奏萨克斯的团伙；运气好的话，也许吹萨克斯的就是那团伙里的人。
然而失败了。一次小小的，但是可疑的失败。
疑点一是，库兹明不太相信自己会辨错窗口，他的听力一向很好，而且他总觉得在楼下听到的乐声和老人吹奏的单簧管，虽然像，但似乎不尽相同。
疑点二，是那老人吹奏的时机。那种集体公寓的墙壁薄，隔壁发生了什么老人一定听得清楚，在那样的时刻突然开始吹奏，这太奇怪了。如果老人是刻意打掩护，是不是说明真的有一支萨克斯存在？只是他们没能找到。
疑点三，和案情关系不大，完全出于库兹明个人的好奇，即那老人提到的乐曲审查办公室是个什么机构？他以前听说过，但不甚了解，只知道那里被外界称为 “圣所”，似乎颇为神秘，连机构位于列宁格勒何处他都不知道。
他拿过两个人的档案，犹豫一下，决定把更有趣的留在后头，先看大学生瓦尔金的。瓦尔金的档案很薄，毕竟还年轻。他埋头读了一会，只发现一处不寻常的地方：里边有一则记录，提到瓦尔金和一群奇装异服的青年阿飞有来往；
在一次舞会中，有人用小号吹奏曲调颓靡的音乐，几个人跟着哼唱，其中有瓦尔金。接到举报的人民志愿纠察队破门而入，当场扭弯了小号，用剪刀剪掉了几个人颜色夸张的裤子和向上翘起的飞机头。因为小号也能演奏古典音乐，纠察队闹不清当时吹的是否违禁音乐。这事性质不严重，但也算有了音乐方面的前科，值得留意。此外没什么可供挖掘的信息了。
这时已过了夜里十二点半。库兹明正拿起古廖夫的档案，值夜班的另一名警员推门进来，问库兹明要不要一起喝一杯解乏。
他客气地谢绝了。库兹明今年二十八岁，瘦小，安静，戴厚厚的眼镜，表情常过于正经，在警局里并不受欢迎，事实上常被人嘲弄。比起出外勤，他更情愿做些文职工作。当初他申请来这间分局，就因为这儿有全列宁格勒最大的档案室。
他经常在下班后借了档案员的钥匙，几小时几小时地埋头在文件堆里。在那里他感到如鱼得水。其实他看的多半和工作无关，只是出于个人癖好。他没料到这癖好促使他锻炼出了卓越的资料分析归纳能力（多年后他将因这能力被招募进克格勃，从而得到权限看更多的资料），只是隐约地意识到，这种看档案的癖好和他小时候养蚂蚁的癖好，其实是同一种。
库兹明自小羞怯，文弱，习惯了受欺负，因此对其他警员的作弄处之泰然。他童年唯一的爱好是用玻璃箱盛满土壤，在里头养蚂蚁。蚂蚁们浑然不知巢穴的每个角落都已暴露在人类的目光中，依旧忙忙碌碌地挖掘，搬运，分泌，摇摆着触角。
玻璃是多么奇妙的物质，让地底的秘密一下子变得直视无碍。他精心地伺候着它们，又频频制造着灾难，往洞口灌水，薰烟，间或随机碾死一两只蚂蚁，或者扔进一只马蜂。看着蚁群一团溃乱，他忽然意识到这原是属于上帝的享乐。
库兹明每天迷醉地瞧着，摆弄着，直到有一天那玻璃箱被高高举起，在他的尖叫声中，被愤怒的父亲在地上摔得粉碎……而现在，他可以从容地坐在巨大的档案柜间，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恣意浏览，再也无人干扰。库兹明感到一阵幸福，他觉得整个城市都放进他的玻璃箱了。
他呷了一口咖啡，翻开古廖夫的档案，津津有味地看起来。
# 四、圣所
1901 年 8 月出生。
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人。
父亲是乡村医生。1919 年进入彼得格勒音乐学院作曲系，成绩优异。
1920 年春，在一次游行中被枪托砸中了额头，脑部负伤，因病休学一年。
毕业后留校任助教，五年后升为讲师。
1930 年，他的导师因一封不谨慎的书信被捕，古廖夫也接受了审问，最终被释放了。但他也失去了职位，有两年没有工作记录，不知靠什么维生。
1932 年，他被列宁格勒市乐曲审查办公室招募了。工作期间表现良好，从未出过纰漏。
1954 年，因丧失工作能力而获准提前退休。
库兹明翻到下一页，见到用回形针夹着一份诊断报告，时间是 1931 年底。报告里充斥着艰深的术语，库兹明只看懂开头几句：“脑部曾受硬物撞击，造成短时间昏迷。伤愈后产生强烈的通感反应，主要集中在听觉方面，持续多年。”指的应该是 1920 年那次负伤，库兹明想道。
末一栏的结论写着：“经测试，通感五级，达到报送标准，予以推荐。”底下是医生潦草的签名。奇怪的是，这份报告是抄送给列宁格勒市文化管理局的。
第二年，古廖夫就进入了那个被外界称为 “圣所” 的办公室。这两者间有什么联系呢？库兹明决定非弄清楚那机构不可。
直接询问是不可能的，他不是克格勃，没这个权限。
他咬着指甲想了一会，去一个架子上翻出 1954 年列宁格勒市政府部门退休人员名单。十五分钟后，他找到了古廖夫的名字。那年他的部门只有他一人退休。库兹明又翻看前后几年的名单，发现去年有一个叫基利洛夫的人从乐曲审查办公室退休，名单上写了住址和电话号码。
这是库兹明自己摸索出的诀窍：要了解一个机构，没有比审问退休人员更好的法子了。
他们像飘坠在旁的枯叶，脆弱无用，却藏着整座森林的秘密。
他随即抄起桌上的话筒。这是他惯用的另一招：在没有权力拘捕审问时，就以官方的名义在深夜给人打电话，无论他想问什么，被惊醒的人既想不到怀疑他的身份，也来不及构思谎言，都会在电话那端颤抖着吐露实情。
接电话的正是基利洛夫。老人似乎刚醒，嗓音浑浊。库兹明告诉他自己是民警局的，却不说什么事，只是亲切地问候他的退休生活。对方迷惑了，小心地说现在在为一家剧院工作。
具体什么工作，他说得含糊，库兹明大致猜到了，这老人是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，给剧院提供指导，教他们如何修改歌舞剧的乐谱才更容易通过审查。库兹明又闲聊了几句，这才提起古廖夫。
“不算熟，” 基利洛夫说，“没错，他过去是我的上级，很多年，不过我们除了工作外不怎么接触。很出色，他的能力是我们中最强的……”
库兹明问他们是怎么被招募的，以及这机构的运作机制。对方犹豫起来，似乎在怀疑他的权限。库兹明和蔼地说，没关系，如果电话里不方便告知的话，明天他可以登门拜访，或请他到警局配合调查。基利洛夫嗫嚅了一会，便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
1932 年，苏联作曲家协会成立后，官方决定设置一个专门的办公室，负责乐曲的审查工作。过审的乐曲才能在音乐厅和剧院公演，或出版乐谱。
在此之前，审查工作由剧目审查总委员会总揽，采取的是委托专家制，即将政治方面无瑕疵、艺术方面有造诣的音乐家纳入专家库，委托他们负责乐谱的审查和评定。这时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专家的可靠性难以保证。
一则艺术家之间要么有交情，要么有龃龉，难以确保不徇私，二则是专家本身也是创作者，也许今天还在专家库里，明天就被定罪；定罪后经他审定的曲目又得全部推翻，从头来过。必须要有更科学、更精细的审查制度。
最初的构想来自日丹诺夫同志。
他创造性地提出将音乐转化为其他感官上的体验，如转成具体的图像来进行审查，从而将审查过程变得可见、可复核。他听取了多名科学家的建议，最终制定了招募联觉人的计划。
联觉人即视、听、嗅、触、味觉相互连通，触此及彼的人。这些联觉人经过充分的政治教育、必要的乐理训练之后，就成为测试音乐安全性的可靠仪表。
审查方式大致如下：让多名联觉人听同一首乐曲，将音乐在他们脑中激起的形象分别记录下来，再比对多份记录，由等级更高的联觉人筛选把关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联觉的不确定性：
例如同一段旋律，有人听出了雾霭，有人听出了湖泊……最终得出一份针对音乐内容的形象化描述，由主管领导对这份描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。这是最接近科学，或者说看起来最科学的音乐审查办法了。
个别音乐界人士提出了异议，认为标题音乐指向具体的意象，也许可以这样操作；可无标题音乐只是乐音的单纯流动，或蕴含某种难以言说的情绪，怎么能用印象派的方法来剖析意象呢？
日丹诺夫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没有反映深刻社会内容的音乐，就是脱离了实际的形式主义音乐。完全的无标题是不允许的，送审时必须标明乐曲的基本内容。他还风趣地举例说明：顾客在吃一道菜肴前，要求厨师说明菜肴的原料，是理所当然的权利。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。
最初提出异议的几位鼓掌得尤其使劲，大颗的汗珠从他们苍白的脸颊边震落。他们似乎听见了笔尖在自己名字上划线的声音。
该方案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大力支持。1932 年在列宁格勒试点运行，两年后在各大城市推广。
乐曲审查办公室是出版保护总局和文化管理局的联合机构，它将原先分散在多个部门的音乐审查职能集中起来：审查演奏会曲目、待出版的曲谱集、歌剧乐谱（歌词由其他部门审查）、电影配乐（剧本由其他部门审查）……它的标志是一面刻着五线谱的银盾，意味着护卫全苏联人民的耳朵。
1948 年，日丹诺夫病故后，他的继任者 “灰衣主教” 苏斯洛夫保留了这一制度，并扩大了办公室的编制。
办公室设在西郊一所修道院的楼上。这座建筑相当古老，白墙蓝顶，隐没在深浓的橡树林中。修道院在革命后关停了，二楼改成博物馆，堆积着一幅幅从各处拆毁的教堂里卸下来的圣像画。这儿名义上是博物馆，可从不对外开放，只能说是一座文物仓库。
联觉人每天上下班，都要从那些圣像画前走过，穿行在灿烂的图案和静穆的面容之间，无可避免地产生种种难以言喻的幻象。他们多数不苟言笑，脚步迟缓，真的像一群修士。经过一条旋转楼梯，就进入三楼的审查办公室。
每天上午，都有一大摞乐谱投递到一楼的传达室。办事员先将作者姓名登记在表格中，填上一个编号；检查乐谱上是否有署名，有的话用墨水涂掉，再用号码章盖上相应的编号。这是为了确保